伊拉克水危机与中国的角色：机遇与挑战

伊拉克正面临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水资源危机.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这片“两河流域”文明发源地的命脉——流量自1970年代以来锐减40-60%，导致干旱、农作物歉收和湿地社区的退缩。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数据，到2035年，伊拉克地表水总量可能从1980年的770亿立方米降至100-200亿立方米，水资源压力指数高达3.7/5，位列全球高风险国家之列。

尤其在巴士拉，水质恶化与基础设施老化使清洁水成为奢侈品，2024年当地的Shatt al-Arab河盐度高达28,000 ppm，远超世界卫生组织（WHO）饮用水安全标准的56倍，90%的灌溉用水无法使用。

这一危机不仅威胁农业与民生，还加剧了社会动荡。2023年，伊拉克损失40万杜纳姆（10万公顷）耕地，小麦产量在受干旱影响地区下降50%，近半数家庭缩减耕种面积，粮食不安全问题恶化。

挪威难民委员会（NRC）报告显示，南部省份因干旱导致数万人流离失所，农村向城市迁移加剧了资源紧张和社会冲突。2024年7月，巴士拉北部因运河水权争端引发的部落冲突造成34人死亡，2000个家庭流离失所。

本文是阿中产业研究院“伊拉克生意经”系列第70篇，深度介绍中阿投资、贸易和工程建设领域的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产业趋势、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和潜在交易机会。

1. 巴士拉：水危机核心地带

巴士拉作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处的末端，承受着上游流量减少、污染物累积和海水入侵的综合压力。2025年一项研究显示，Shatt al-Arab河水质仅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V类或更差，表明其不适合直接饮用。

高盐度导致作物减产，2023年超60%的巴士拉农民因盐碱化灌溉水而颗粒无收。此外，医院肾病病例在2020-2024年间激增72%，与长期饮用高盐度水密切相关。2018年，水污染导致11.8万人住院，90%的居民在夏季缺乏安全饮用水。

巴士拉的水基础设施几近崩溃，许多处理厂、管道和泵站自1970-1980年代以来未得到有效维护。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破损管道和泄漏泵站浪费了大量处理过的水，而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河流，进一步加剧污染。

《卫报》报道，气候变化、土耳其和伊朗的上游大坝建设以及伊拉克自身的水资源管理不善共同导致了这一危机。

土耳其的伊利苏大坝（Ilisu Dam）使底格里斯河水量减少60%，伊朗对卡伦河（Karun River）的改道则使伊拉克湿地水量减少80%，4000平方公里的湿地干涸。

2. 中国“一带一路”介入：希望与争议

面对水危机，伊拉克政府在总理穆罕默德·希亚·苏达尼（Mohammed Shia’ al-Sudani）的领导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将部分水务项目管理权下放至巴士拉地方政府，以减少官僚延误。

然而，国内资金和制度能力不足使得外部援助至关重要，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关键合作伙伴。

中国企业在伊拉克水务领域投资规模和速度远超其他国家，尤其在巴士拉。中国电力建设集团（PowerChina）与Al Rida投资集团合作开发Al Faw港口的淡化厂，上海电气（Shanghai Electric）于2023年12月赢得南巴士拉海水淡化厂项目合同，SEPCO、HEWITT和Hutchinson Water International等企业也在淡化市场迅速扩张。

此外，中国中冶（CAMCE）等公司在天然气处理设施建设中间接支持水处理所需的能源供应。这些项目多以“石油换基础设施”或低息长期贷款形式推进，为伊拉克提供了快速实施的解决方案，绕过了西方援助常附带的治理和透明度条件。

中国投资的核心动机在于能源安全。伊拉克石油是中国多元化能源战略的重要来源，支撑其减少对沙特、俄罗斯和伊朗供应的依赖。共同海水供应项目（CSSP）等大型水务工程直接服务于南部油田的注水需求，保障原油产量稳定。

《金融时报》指出，中国在伊拉克的基建投资不仅限于水务，还涵盖能源和交通，凸显其在中东的战略雄心。